原生家庭、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

“你那个好朋友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吗？”
“是的。”小A说，“她上个学期请假去医院确诊了，是抑郁症。”
小A是我们县城的一位高一学生。上学期，他的成绩直线下滑，并且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厌学情绪。学期中，他提出自己心里面似乎不太舒服，并向父母提出想去看心理医生。到市里检查后，被诊断为“中度焦虑抑郁状态”。回家后，其父母让他在家休整了一个星期，但后续也并没有什么明显地改变。
“但是我们班不止她一个人这样吧。我朋友也有这样的。”小A说。
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抑郁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道，抑郁症已成为一种全球常见的精神障碍，全球大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占人口的3.8%。预计到2030年，心理健康障碍将占据全球疾病负担的最大比例，而抑郁症作为主要疾病之一将成为全球健康负担的核心来源。在我国，抑郁症也早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并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根据《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约有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而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国民心理健康数据库中也可看到，在17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群体中，轻度抑郁风险比例和重度抑郁风险比例均呈明显的单调递升趋势。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在众多的分析中，有两个主要原因被推至台前：原生家庭和互联网使用。
近年，“逃离原生家庭”的词条在社交媒体上爆火，众多网友分享自己为何以及如何逃离原生家庭的小故事，其点赞量居高不下，评论区中表示认同的共鸣者也不在少数。家庭似乎从“温暖的港湾”变成了“窒息的牢笼”，是一个想走而又不能的旋涡。在心理学的历史上，原生家庭一直是一把重要的、打开个体心理症结的钥匙，家庭成员的互动情况和在家庭中展开的生命历程，在解释心理问题的成因上至关重要。但是，除了心理学上关注的人格、依恋类型、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外，还有一些社会性的因素也会渗入家庭之中，并对亲子关系产生影响。
“很讨厌你，不想和你说话，非常讨厌你，你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多烦人。”这是小A开学时在朋友圈写下的一条动态，这里面的“你”指的是他的父亲。小A自己都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有心平气和地和父亲说过话了，因为“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烦”。小A告诉我，他的同学，暂称为小B，会被确诊抑郁症，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的家庭。他的那位朋友，其实是网友，暂称为小C，也是如此。“这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爸妈关系不好，经常吵架吧，然后也会骂他们。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和学校有关的。”这里所谓的“和学校有关”，指的是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学业要求比较严格。
事实上，小A和父亲关系如此之差，其实也和第二个原因有关。自从上了初中之后，小A的成绩便一直在下滑，与之相伴的，是他和父亲关系的急速降温。“一听到他说学习就烦，一直说那些重复的话，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其实刚上初中时，小A的成绩很不错，小考考进了县城初中的实验班。但自从初二以来，他的成绩便越来越差，父母对他的期望也从考上高中实验班到考上高中本部（从前年开始，县城高中在城南新建了一个分部，自此之后，只有中考成绩前600名的学生才能到本部上学），而经过了高一一个学期后，小A的父亲觉得，他能够安安稳稳地读完高中这三年就行了。
小A并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和他说话总是要说到学习上。也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对他的态度会随着他成绩的升降而变化。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学习和人生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为什么父亲要这么着急。“我感觉读书好像是为他读的一样，他那么在乎为什么不自己去读啊？他根本就不理解读书有多累。”但是，对于小A的父亲来说，他这么做只是想让小A在未来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不要像他现在这样只能帮别人做苦力。“现在这个时代，你除了好好读书还有别的什么好出路吗？而且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外面的人不知道有多努力，继续这样下去以后怎么办？”所以小A的父亲并不理解，为什么小A会如此不珍惜自己曾经求而不得的学习机会。也不理解，为什么小A明明从小就看着自己干活如此辛苦却不想要通过努力读书来改变命运。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让孩子好好读书会把亲子关系搞得如此紧张。
当然，从小A描述的他和父亲的相处看来，要解释亲子关系为什么变得如此紧张是很复杂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抓手”，那就是他们都反复提到的“学习”。学习为什么会成为亲子关系的纽带呢？
尝试去理解这个现象，首先要关注到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那就是我们的家庭对于教育的工具性期望。事实上，在我国的历史上，接受教育就时常被认为是一种实现个体阶层跃升的重要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观念都体现了类似思想。而从现代的语境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处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教育资源逐步丰富，社会为知识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人们愈发意识到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能改变个人命运，实现社会阶层跨越。“读书改变命运”便成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学习的流行口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期待着，“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的线性生命历程能够实现。
基于这个前提，大概是从00后这一代开始，父母与孩子便越来越被划分到了两个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父母所处的是“生产劳动”的世界，孩子所处的是“学习教育”的世界。这个划时代的口号便是那句耳熟能详的“你只要好好学习，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你操心”。这其实也能看成是一种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但在我们父母所处的、甚至更早的时代，家庭还可以被视为一个“共产主义”单位。这指的是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生产劳动、共同承担家计责任。这种生活模式使得父代与子代天然地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中。这就是说，由于共同参与，父代与子代处于一种“经验共同体”中，于是双方便可能形成一种经验共通基础上的“理解”。然而，当前子代越来越被强调应专注于学习事务，这似乎成了他们唯一可做、唯一应做的事情，便在无形中建立了一道透明的城墙，把双方都限制在自己的经验世界里。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就像是一个双方暂时集合的物理生活空间，很难自然地在父代与子代之间搭建起心理的桥梁。这是因为，要沟通交流便要有互相理解，要互相理解便要有共同的经验体会。
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预期，这种划分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孩子便越被强调要“读书改变命运”，父母则越是要求他们专注于学习事务，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彼此的距离。同时，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的父母其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这就更加剧了双方在经验上的隔离，也进一步深化了“不可理解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家庭经济较差的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似乎更为突出。
经验隔离带来的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不可理解性”还在于，因为未曾真正参与对方的世界，双方只能用自己所处世界的逻辑来推测对方的处境。然而，这种逻辑转换常常脱离实际经验，因而无法形成主体间的意义共通。于是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孩子总是觉得父母不懂自己，而父母又常认为孩子面临的都是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就像小A说父亲不理解他读书有多难，而父亲也觉得小A不懂生活的苦一样。但他们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很难被放置到同一标准下衡量。毕竟有谁能说得清楚，学生在学习上感受到的痛苦和家长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哪个更痛苦呢？
前不久，有一段关于教育的言论非常流行：“教育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后来的我站上了讲台发现不听话的学生，于是我走下讲台，发现管教的不是我的学生而是当初的自己。那一刻我才明白史铁生的那句，十几岁的时候无意间打出的那发子弹，十年后击中了二十几岁的我。教育在此刻形成闭环。我像曾经的老师那样歇斯底里地讲着大道理，但是下面的学生不是我却又像极了我。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我走下讲台想叫醒他们，我想把我的老师说的话原封不动地送给他们，可是当年的我没听懂，现在我的学生也没听懂。”这其实对应了一句谚语：“人教人百言无用，事教人一次入心。”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无法理解语言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是无法真正地感受到语言中另一种可能性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种因为缺乏具体经验而无法获得的切身体会。比如小A的父亲，因为他体验了没有接受教育的生活，他知道另一种生活会更好，所以他希望小A可以过上接受教育后的生活。但对于小A来说，他只体验了接受教育的生活，并没有体验过没有接受教育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他其实没有对比，也没有选择，更没有基于选择的行动。
由此，基于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父代与子代处于两个不同的意义世界中。而教育作为他们共同参与的“项目”，同时也可能是关乎整个家庭命运的“事业”，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代际沟通的主要话题。同样，基于经验分隔，父代与子代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不可理解性”。当孩子的学习状态发生变化时，双方可能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进行理解，这便会发生逻辑的错位。由此，在沟通的过程中，潜在的不可理解性便得到显现，父母和孩子都会感受到对方不懂自己。就这样，沟通越来越少，亲子关系越来越差，就形成了循环。
那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为什么它会和家庭并驾齐驱成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呢？
“只要一放假，除了睡觉那一会，其他时间他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小A的父亲说。事实上，青少年沉迷网络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普遍使用手机上网。其中经常在网上看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的未成年网民比例都已超过5成，还有20.2%未成年网民认为自己非常依赖或比较依赖互联网。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日益频繁，其心理健康状态也在不断下降，也就是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変性，这种现象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笔者曾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年的数据进行过尝试性的分析。对数据进行清理，保证无缺失值和异常值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时控制了样本的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户口）、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情况等）、健康行为变量（包括健康状况、吸烟、喝酒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互联网使用与年龄、年龄平方的交互项，结果发现交互项显著（p<0.05）。将数据可视化后发现（见图a），在青少年中，使用互联网的抑郁程度要明显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抑郁程度。这一结果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确实存在紧密联系。

 

当前，关于互联网使用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方面，存在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第一种是“时间挤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互联网使用时长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反比关系，这是因为互联网使用会挤占使用者在睡眠、社交、学习和工作等方面的时间，而这些因素与个体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第二种是“社交替代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互联网把个体从现实的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投身于虚拟的社交网络之中。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可以显著减少抑郁、焦虑和孤独感，而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却与这些心理健康指标无关。这两种理论都很有说服力，并且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反复论证。但是，这些理论可能没有很好的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青少年会花费大量时间在互联网上，以及为什么会认为互联网上的社交更具有吸引力。由此，基于上述关于家庭的分析，笔者想提出另一种假设，即互联网的“角色补偿”功能。
这个假设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认可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进行社会互动。在众多的社会学理论流派里，符号互动理论被公认为是致力于研究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过程包括主观意识和人际互动动力学的指导性理论之一。所以可以从这一理论的观点来进行一些讨论。所谓符号，笔者认为，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意义载体。比如说国旗，我们都知道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而不只是一些布料，并且在某些情境中看到国旗的时候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感。当然，符号不一定是某种物体，语言、姿态，乃至某个人本身都可以成为符号，它的特征在于其“可理解性”，使得参与者可以基于它进行沟通，而不在于其物理属性。符号表达意义也承载情感，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也就是经验的产物。就此而言，我们的个人经历都可能成为一种符号，为我们寻找到意义共享的那个人。
在这一前提下，互联网的价值或者说吸引力就凸显出来了。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不同于家庭中子代与父代的经验分隔，互联网作为社交媒介，串联起了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个体，也让每个人的声音得到被听见的可能。世界之大，你总能找到有与你相似经历的那个人。这就是说，和家庭内部的“不可理解性”相反，互联网带来了最大的“可理解性”。当前，各大社交平台的算法已经变得非常先进，它可以通过一些非常微小的行为，比如在某个视频上的停留时长等，为用户精准推送那些很有可能喜欢的内容。其实我们只要打开自己的抖音和长辈们的抖音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虽然是在同一个平台上，但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生活在信息茧房里，也生活在自己“想要看到”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都成为了井底之蛙，以为看到的那一圈天空便是整个宇宙的模样。这对青少年群体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社交平台上内容的精准推送，一方面固化了青少年关于“世界是怎样”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增加了有类似经历的人的接触，赋予青少年“被理解”的感受。“他们（指父母）一点都不懂我，但我那些朋友（指网友）不一样。”就这样，随着在互联网上的互动中获得的正反馈增加，家庭内部的互动就变得不再重要了。这就是笔者想说的“角色补偿”，即互联网以其强大的“理解可能性”补偿了那个“懂我”的角色的缺失。很自然的，伴随着这一进程，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会被进一步缩减，因为在孩子看来，相对于家庭内部的高成本沟通而言，社交媒体上的互动显得轻松得多。沟通越来越少，自然就越来越不沟通了。
但是，既然青少年在互联网上感觉自己被理解了，为什么心理健康却会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增加而变差呢？除了引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即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与各种心理健康指标无关之外，笔者还想提出两点可能的解释。第一是，互联网上的互动可能对负面体验起到了放大效应。笔者并不否认确实存在环境很差的原生家庭，也鼓励大家勇敢地过好自己的人生，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情况仍占少数。但根据“涵化理论”，媒体传播的内容会塑造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这意味着互联网精准推送的功能可能会渲染一种原生家庭的“原罪论”，并让大家越来越敏感地感受到家庭的缺点。若从互动的角度看，当孩子与父母发生争吵，向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时，很有可能进入一种“互相吐槽”的情境，即互相分享自己家庭内部的“恶”，然后一并否定或是家庭，或是父母，或是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一种理解，但却对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二是，互联网上的互动无助于改善现实的家庭关系。如果我们的逻辑起点是正确的，即互联网使用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进行社会交往，但家庭内部存在潜在的不可理解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投身于互联网使用其实是在挤占、替代家庭内部的互动，它使得代际之间的关系因为沟通的减少而变得更加表面，并形成“沟通越少—关系越差”的循环。所以这种互相理解并无助于解决问题本身，反而可能增加代际间的不可理解性。由此，如果原生家庭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核心，那互联网在此发挥的或许是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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