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可能比你好的比利时视频博主，要做第一个把沪语节目带上央视春晚的外

简单交代一下他和上海的缘分：
2008年，刚考上布鲁塞尔音乐学院的托比亚斯和当地的打击乐团代表比利时来上海参加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据他事后回忆：一下飞机，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回到家的感觉。“大概是空气里的味道，你吸上一口，就沉迷了。”
他们在上海待了两个星期。临走，乐团成员都欢天喜地，唯独他一人走得一步三回头。回去以后便向父母郑重宣布，自己要搬到上海生活。
父母都是不扫兴的父母，但他们强调：“你不能没有计划地盲目去一个地方。”他觉得这话在理，就开始研究各种可能性，最后通过转学的方式进入上海音乐学院。

正式入读前需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因此托比亚斯提前半年来到上海学习中文。学校针对像他这样的预备留学生设有中文课，去了两次，嫌进度太慢不去了。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天天自学中文10小时以上。四五个月以后就学好了，可以出去和人家“嘎讪胡”（注：闲聊）了。
至于上海话，他其实没有系统性学习过，他的上海话都是跟着身边包括周紫峰在内的这帮朋友们自然而然练会的。因为在上海搞音乐，因此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
“这个家伙很喜欢钻研，我们认识以后，他三天两头要找我，问我某句话应该怎么说才最正宗。我有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老法里的上海话，也会考考他。”
周紫峰跟他举过一个例子：有些上海老人会说自己“坐电车到某个地方跳下来。”托比亚斯乍听吓一跳，为啥要跳车啊？周紫峰就解释，“因为上海以前是有轨电车，到一个站头就开得很慢，让车上的乘客跳下去，下面的人跳上来。”
那天比利时人发了个视频，说自己去拍摄了。不少粉丝就留言，说他“摄”这个字的上海话发音不对。托比亚斯立刻找周紫峰纠正，但后者认为这个词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上海话里没‘拍摄’这个词的，是普通话转过来的。”因此“摄”到底是发上海话“蛇”还是“色”的音？一时也难以定夺。
周紫峰把托比亚斯这种“锱铢必较”的学习精神归结于他星座是处女座的原因上，比利时人白了他一眼，“现在谁还说星座，都改成MBTI了呀！”本来他也不懂这些，但被人问得多了。“我说不知道，他们还要追问为什么不去测一下。就只好测了，测出来是ENFJ。”

托比亚斯在本地人周紫峰的建议下看了很多滑稽戏，从周柏春姚慕双一直看到潘前卫徐祥，结果直接导致他说的上海话竟然带一点复古的“尖团音”。
他承认，
“我也知道现在年轻人说的上海话不是这样的，但我成心要这样讲。因为正宗，也因为好听，老底子上海人就是这样说话的。我想，要学就学最正宗的上海话。”
开始拍上海话视频是2021年的时候，当时他在比利时回不来。想念上海的朋友，也想念上海话。
“最初拍摄是为了记录我自己的进步，能有一个回看的机会。比如一个月以后再看，就会发现现在上海话说得比那时候好。渐渐的，有了一些人关注和评论。”

到了2023年初，他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刚下飞机，就在浦东机场的停车场被至少五六个人认出来。“他们跟我打招呼，说你就是那个会说上海话的老外。”他这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做的东西真有人在意。“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两万粉丝，但上海几千万人口，所以我觉得这点粉丝数啥都不算，没有人会真的认识我。后来，走在马路上天天被人认出来。我越发觉得，自己应该把上海话视频认认真真地做下来。”
粉丝里有老上海人也有新上海人，他们感谢他做的推广上海话这件事。
“我也就开始觉得自己有义务——义务这个词可能有点不好听，我觉得自己有这个想法，想去传承上海话。哪怕只有一个小孩，看了我的视频以后从不说上海话到想说上海话，那我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
托比亚斯是个如假包换的E人，因此就占据了学习语言的先机。他总结自己学中文和上海话的经验，“我不怕犯错，面子不面子对我来说无所谓的。”
有一回，音乐圈里有朋友问他李宗盛的名字用上海话怎么说。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被挖了一个大坑，响亮地说出了“李宗桑”（注：宗桑在上海话里是畜牲的意思）三个字。
“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他向我们强调，“我很喜欢李宗盛，我还专门去巴黎看过他的演唱会。”周紫峰向我们作证，“这个是他喜欢的少数华语音乐人之一。”
“我欣赏那种为了音乐而做音乐的人，自己懂音乐，自己写音乐，为了他的热爱而写。很多人是唱得好，但自己不写，因此不是每天为了音乐而活。”
托比亚斯说，“自己创作的音乐人在华语圈会比较少，李宗盛是一个，哈林（庾澄庆）是一个，还有许巍，谢霆锋。不是说我一定喜欢他们的每样作品，但我喜欢他们的状态。国外大多数都是自己做音乐的人，很少是被包装炒作出来的。”

正是在哈林的御用贝斯手艾森的建议下，他学会了看简谱，这给他后来在国内音乐圈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很多外国人混不进中国的音乐圈，很大原因是看不懂谱，”他解释，“我们都是看五线谱。”
托比亚斯想象过，如果自己当年没有来上海，而是选择在比利时发展，那么今时今日很可能无法靠做音乐养活自己。
“在欧洲好的音乐人有很多，但是你没有办法靠这个生活。”欧洲搞音乐的人当中有种说法：
“把50000欧的设备放在5000欧的车子里，开500公里，为了去做一场收入只有50欧元的演出，还要付25欧元的停车费。”
他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形容了欧洲音乐人的普遍现状，“欧洲演出机会很多，有各种各样的音乐节，但你赚不了钱。”
而在中国，在上海搞音乐，对比就很明显了。“在这里首先不用带设备，除了自己的琴自己带，因为熟悉嘛，其他设备都是场地方提供的。鼓手从来不用带鼓，欧洲连鼓都是自带的。至于车，这里谁开车呀？人家给你包飞机高铁，交通那么方便。别说500公里，2000公里也不算什么。演出费肯定比欧洲高，当然也要看，毕竟市场那么大，每个地方的演出费也不一样。”

托比亚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个欧洲音乐人一个礼拜进行几场演出，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五六百欧。到了年底还要交税，而比利时平均缴58%的税。
“我有一些朋友，凑合凑合能靠音乐活下来，但他们要付出非常多。可能一天要先开200公里去一个学校教几个学生，再开100公里去另外一个地方，很辛苦。”
在比利时回不来的那段时间，他在当地找了份琴行店长的工作。“虽然和音乐还有点关系，但在乐器行上班和在服装店上班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销售，都靠卖东西给人家赚取收入。”
这份白班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下班已经筋疲力尽，但晚上还是要尽量找一些地方去演出。一定要经常演奏，保持自己的乐感。
这段时间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点，在欧洲靠音乐维持生计真的太难了。
在网络时代，作为一名音乐人和作为一名网络博主面对的困惑是一样的。“只要有流量就是好的，”他撇撇嘴，
“但有流量的又不一定是最有内涵的东西。音乐是一方面，拍短视频是另一方面，还好这两件事我都不是为了流量做的，不然我早就放弃了。”
一定会有心理不平衡的时候，但他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坚持自我就是会以牺牲一些流量为代价。“因为我不喜欢有活动就去蹭热度，我就拍自己感兴趣的。有人看就看，没人看就不看。有时候也会觉得，那些莫名其妙什么都没有的人，随便拍张照片就有几百万播放量，几十万粉丝。我天天拍天天想，怎么拍更多好玩的东西。然后花时间花钱去一些地方，还花半天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时间去剪辑，发上去只有几百人赞。”
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很多老外博主早已轻松掌握了他们的流量密码。对于这些人，托比亚斯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当然鄙视了，这个我能明说。你喜欢一个地方，和你喜欢一个人是一样的，不是放在嘴里说的。”
“我从来没有拍过视频说我多么爱中国，多么爱上海。没必要，我就拍我的生活，推广上海话。我觉得这样更有内涵，更能体现我对一个地方的爱。可能我冒犯了某些人，但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也不会天天爱啊啥的挂在嘴边。”

在大哥周紫峰看来，托比亚斯是很潇洒的，似乎从来不关心流量。“其实再不关心也还是会关心的，”他承认，但他很懂得开导自己，“热度是短暂的，我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长期的，稳定的。”
而且让他有底气的一个现实是，自己作为一名音乐人有稳定的收入，无需依赖流量而活。
“如果纯靠流量生活，那你就不得不蹭热度，或者想其他办法获得更多的流量。但对我来说，这反而会成为我做不下去的原因。我有一些朋友就是靠自媒体生活，他们没有其他的收入，因此天天头疼。要研究今年平台的策略是什么，要用什么#……如果我天天要研究这个，我早就抑郁症了。”
作为一个ENFJ人，托比亚斯身上呈现出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我活着不过是为了可以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就很开心了，但我会为了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一切。”
周紫峰这些年看着自己的外国小兄弟做了很多劳命伤财的事情，“我一开始会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后来我想通了，他就是为了自己开心，觉得有劲。”
“是的，”托比亚斯表示赞同，“我拍上海话视频也是这样。一是自己开心，二是我觉得应该要保留上海方言。所以即使再吃力，我也愿意去做。”
即使在朋友们眼中早已是个“滴滴刮刮”（注：真正的）的上海人，但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话多少还是存有一些外来者自带的浪漫滤镜。在他看来，上海话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其中还涵盖了太多本土人文的特色。
“侬看，像‘轧苗头’（注：察言观色）‘划翎子’（注：给出隐晦提示）‘接翎子’（注：理解隐晦提示），这些词在普通话里找不出完全一样的词汇。只能解释它的意思，那就差远了。而且更妙的是，上海人性格里那种引而不发的特质都通过这些词语得以展现。”
托比亚斯理解中的上海人，有分寸感，但并没有传说中的距离感。“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会说上海人冷淡，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他说，“可能因为我说上海话，一旦开口说上海话，你和上海人之间的所有距离就没有了。这一点我在国外感受得尤其明显，你如果和生活在国外的上海人说普通话或者英文，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生分。一旦你开口说上海话，一下子就亲近了。”

在做《采访在海外的上海人》系列视频的过程中，他去了世界上很多地方。让他感触最深刻的是，这些移民家庭的第三代，尽管在国外出生长大，却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这和上海如今的年轻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和一些上海人的交流中，大家告诉他如果在公共场合说上海话，会被认为是排外的表现。“你们可以不听他们的，”托比亚斯认真地告诉他们，“你们有说自己家乡话的自由。”
在他的家乡布鲁塞尔，官方用语是法语，但他和他的家人之间交流通常是说荷兰语。“从来没有朋友抱怨过，说我们不该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说荷兰语，或者认为我们是为了说一些不想让他们听的话题才使用荷兰语。”
他听很多上海家长抱怨，“哎呀，我们在家说普通话，都是被孩子带偏了呀！”“这是错的，应该是孩子被你带正，而不是你被孩子带偏。”他说，“此外，上海也可以慢慢开始在更多公共场合，比如飞机上、地铁里用上海话进行广播。现在公共汽车上已经有上海话报站了，这点就很好。”
“电视上也可以用上海话录制更多更新的内容，我觉得滑稽戏这个形式蛮好的，但内容有点老化了。你要根据现在年轻人的喜好去创造一些新的内容，而不是让新出来的滑稽戏演员总去演那些经典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是肯定要学会的，但关键还是要创作一些更接地气的内容，被这个社会接纳。”
他说，自己的一个梦想就是要成为第一个带着上海话节目上央视春晚的外国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是在这之前，让我先把自己的上海话再练练好。”
托比亚斯和周紫峰平时闲聊，常听后者表露出一些对于上海话未来的担忧。“紫峰说自己有时候会担心，以后上海话要是没了怎么办。但是他后面的半句话我一点都不喜欢，他说‘但是我想想，反正到时候我人都不在了，也看不到了。”托比亚斯正色道，
“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而真正行动的人又太少了。大家顶多就是想想，哪天上海话如果消亡了确实挺可惜的，仅此而已。但你更应该做点什么，无所谓做多少，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和自己的小孩、周围的人多讲讲上海话，这就已经是个好的开始。”

感谢网友投稿51吃瓜来源，若有侵权，联系51吃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