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日本人将黑泽明视作一个「西方化」的导演。我初到京都时,一场解雇风波使我吃惊(译者注:作者1987年到京都,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而该片对那些沉默而绝望的生命发出了毫无悔意的攻击,这种攻击在美国的一些作品中同样存在,例如《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以及《一袭灰衣万缕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Suit)。作为一个讲述行将就木的老年人的故事,它的关注点出奇地社会化与公众化。老人最后生命时段的伤感,被影片对日本官僚机构及其随俗沉浮的抨击所盖过(尤其是在影片的结尾)。观众在与黑泽明同时代的另一位杰出导演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看到的微妙、寂静、隐私感,在《生之欲》里被鲜明的论调替代了。(无论是《生之欲》开场中对于「推卸责任」的滑稽描写,还是影片中间偏艺术的段落中,对那段不夜城内眩目旅程类似费里尼手法的描写)。
经典日本艺术习惯蒙着面纱与面具,那些未说出口、未表现的部分,常是故事的核心;黑泽明这部影片中有一个关键时刻,是一场脱衣舞——故事绝大部分就是在脱去虚荣借口和陈词滥调,从而展现围绕在渡边周围的自私与虚伪。当然,六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看到,黑泽明捕捉到了日本的战后困境,即日本文化如何摇摆于其佛教根基和一种崭新的由美国输入的乐观主义之间。当时的日本就和现在一样,当西方潮流包围了日本的朴素木屋,国家一时之间望向了两个方向。那一晚车内两个女人突然哼出的小曲,「I’m gonna give you a Christmas tree」,无疑是从美国大兵处学来的,并且是通过一种俏丽活泼的英语传达出来;而之后,天真的女孩们引吭高歌「祝你生日快乐」(用英文),仿佛窃取了异国的自信与快乐,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社会(或电影)中——尽管后者与片中苦乐参半的江户时代歌谣「生命短暂」更为相配。
《绝命毒师》在我奈良郊区的两室公寓中,我慢慢地用同一主题的小说来标记每一年,例如大卫·古特森(David Guterson)的《大山东麓》(East of the Mountains)。在每一个秋天,我都会近乎虔诚地重看伊莎贝尔·科塞特(Isabel Coixet)的《没有我的日子》(My Life Without Me),一部具有撕裂式的美感的电影,是关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加拿大妈妈突然被告知自己时日无多的故事。我的妻子更加熟知这部电影的日文译名——《在我死前必须做的十件事》。
不久前我与老朋友,那位日本禅宗画家见了面——他已经搬回了加州——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树叶变色、父母老迈,如何能给我们短暂的生命一份使命感。也许我早已不顾一切地迷上了「生命是短暂的」(Life is Brief)那如泣如诉的歌声,也迷上了它所唤醒的那种生命的紧迫感和及时行乐的必要性。奈良,日本 2015年8月皮科·艾尔(Pico Iyer),著有两本小说和十部散文,包括讲述他在京都的第一年的《淑女与僧侣》(The Lady and the Monk),和最近的作品《我脑海中的人》(The Man Within My Head )与《冥想的艺术》(The Art of Still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