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临门》：汴京烟火里的女性光彩

■ 陈禾
　　近年来的荧屏之上，女性叙事斑斓多姿，不断创新精进。今年春节期间热播的古装轻喜群像剧《五福临门》将观众目光引向北宋仁宗年间，以郦家母女“汴漂择婿”为主线，构建起一个兼具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力的女性叙事空间。该剧在历史语境下塑造鲜活女性群像，令轻喜剧表达与当代女性现实形成互文，让女性互助在烟火蒸腾中走出“乌托邦式”想象，成为跨越时空的生存智慧。
　　《五福临门》的群像塑造策略革新了传统古装剧中“大女主”为核心的创作惯性，单元结构、多声部共响的叙事方式令郦家“一门六虎”拥有独立的故事弧光。郦家大娘子作为全家主心骨，个性泼辣、行事果断；五个女儿在豁达善良的家风熏陶下，绽放斑斓的个性色彩。寿华持重、福慧灵动、康宁机敏、好德纯真、乐善张扬、琼奴隐忍，人物间的互动碰撞出天然的戏剧冲突，赋予角色恣意生长的空间。观众与角色为友，建立亲密的情感链接和情感投射，看着她们经商自立，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锤炼真心，不禁与角色产生共鸣。
　　群像之美离不开视听影像、妆造服饰的加持。《五福临门》以崇尚素净雅致的北宋为背景，月白、藕荷、竹青等宋代流行色系作为“五福”姐妹日常服饰的主色调，搭配繁复精巧的发饰，尽显女性角色顾盼生姿之美。剧中，郦家母女为立足汴京，经营“四福斋”自立，这间立于繁华街市的小店构建起具有属于女性的私域空间，刺绣、制香、吃茶、饮食兼具生活烟火和闺阁诗意。
　　而《五福临门》的叙事创新在于将女性困境植入具体的生活肌理。剧中，康宁和柴安的婚事面临“嫁妆困境”（需筹备活鱼、茶饼、绸缎等“三书六礼”），既是对《宋刑统》“诸许嫁女已报婚书而辄悔者，杖六十”律令的戏剧化投射，也是当代婚恋物质焦虑的历史回响。当郦家母女数度盘算家底，为支应嫁妆左右为难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宋代市井家庭的生存压力，更是古今相通的情感议题——女性如何在物质与情感、家族责任与个人追求间寻找平衡。
　　剧集以“招婿”为叙事引擎，构建起多重关系网络：妯娌间的微妙角力、夫妻间的权力拉锯、姐妹间的观念冲突，这些关系链共同编织成宋代女性生存的立体图景。值得肯定的是，剧集植根生活，面向现实，在搭建女性议题的讨论空间时，并未因急于收获观众共情，便将矛盾简化为“父权压迫-女性觉醒”的二元对立，而是以轻喜手法和克制表达，既书写了传统社会下女性的困境所在，也呈现了古代女性生活世界的丰富性。
　　《五福临门》中再现了备受宋人追捧的焚香、点茶、挂画、赏花四大雅事，茶百戏、花钿妆、缂丝工艺等非遗元素，但表现手法并非简单的视觉堆砌，而是深度参与叙事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叙事符号的创作思维，使传统文化不再是博物馆中的静态展品，而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活性因子。
　　从女性精神层面来看，我们能洞见《五福临门》的进步性。剧集对宋代“闺秀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德言容功”标准，在剧中呈现为更具现代性的价值体系：“五福”姐妹容貌俏丽，相较于她们的品行、见识，“美貌”反而退居次席；德行、言辞表现为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剖白；“功”亦升华为女性自主生存的能力。剧中女性无须依附男性实现自我价值，也未陷入“雌竞”叙事陷阱，而是通过姐妹间“互补型”关系网络，展现了真实历史缝隙中女性互助的可能。主创团队通过考据与想象的交织，让历史真实成为角色塑造的注脚，而非束缚叙事的枷锁。
　　《五福临门》的创作实践证明，古装剧的创新不在于对古代社会的全景式复刻，其关窍是找到历史真实与当代价值的共振之处，以轻喜为表、思辨为里，通过女性群像叙事将宋代市井文化转化为现代观众可感可知的情感经验。剧中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的每一次抉择，既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解码，也是对未来叙事可能的编码。当荧幕上的郦家母女在汴京烟火中继续她们的命运跋涉时，她们跨越千年的生存智慧，仍在为当代观众提供着观照自身的文化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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