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祠堂何处寻

在中国历史上，文天祥是一位以身殉国、千古流芳的人物。这位“状元宰相”与北京城有着不解之缘：这里既是他身陷囹圄的困顿之地，也是他自述心志的超凡之地；既是他从容赴死的魂归之地，也是他享祀不尽的无量之地。七百四十多年来，文天祥的事迹和记忆描画化作一束束光，指引着人们前行。

文天祥·木鸡集序

文丞相祠/视觉中国
大都囚居岁月艰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初一日，南宋右丞相文天祥结束苦旅，被元军押解到大都（今北京），成为万里飘零的“亡国之遗俘”。这一日，离他兵败被执已过去九个月，离他亲睹宋军崖山惨败也已过去七个月，但离最后的“燕市之戮”，尚有漫长的三年零两个月。
除最初几日羁留于会同馆外，文天祥的绝大多数时光是在大都兵马司内一处幽暗的土室中度过的。据其自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正气歌序》）每日俯仰之间，充满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秽气等的混浊气味，条件非常艰苦。其人也被“枷项缚手”，“卫防甚严”（文天祥手书《纪年录》）。日复一日的严酷关押，使得文天祥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连他本人也不禁自嘲：“几成白宰相，谁识故将军？”
不过，大都让人崩溃的“沮洳场”，始终未能消磨文天祥的心志，反倒激发出他无限的爱国情怀。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他与不同身份劝降者的交锋上。面对投靠元朝的南宋故相留梦炎，他当面唾骂，事后更写诗讥讽：“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面对已被封为瀛国公的昔日幼主赵曰幺幺灬，他不忍多视，“北面拜号，乞回圣驾”。面对气焰嚣张的元朝高官阿合马、孛罗等人，他不卑不亢，留下“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的豪语，更自称忠于赵氏社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亲自招降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他长揖不拜，直言“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惟求一死。第二日（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即被押往刑场，向南再拜后，从容就义。
文天祥赴死，为燕市留下满城翰墨。他将狱中创作的诗篇辑于《指南后录》和《吟啸集》，又将唐代著名爱国诗人杜甫的五言诗文集为二百首绝句（即《集杜诗》），还将平生大事自陈于《纪年录》。这些和他心意相通的文字，字字血泪，饱含着与大宋同生共死的壮志情怀，更有“笔所未到气已吞”的磅礴文气。其中诉说亡国之痛和思乡之情的诗句，很容易引发后人的共鸣，如“有心扶日月，无力报乾坤”“万里青山两鬓华，老臣无国又无家”“素琴弦已绝，不绝是南音”，也有部分诗文重在抒发心志，如慷慨斐然的《正气歌》，将其内心的浩然正气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至于“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已矣已矣尚何道，犹有天地知吾心”等诗句，以及“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绝命辞，更流露出“楚囚”忠于故国的无限情思。文天祥死生之际的笔墨，不仅帮他度过“清影伴孤臣”的艰难时日，也成为后人体悟其心、称赞其志的佐证。
“燕南柴市”设祠堂
文天祥的大义凛然，在元代已得到尊崇。最突出的例子，是官方纂修的《宋史》专为文氏立传作论，盛赞其才识和人品，对其视死如归的精神尤为推重。明清两朝，京城内的文丞相祠（位于府学胡同西口）更化作官方祭祀文天祥的福地，其间俎豆馨香，见证着“千古臣”的忠义精神无限延续。
文丞相祠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与文天祥同为江西籍的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在文氏就义处即“燕南柴市”（明代改称教忠坊）设立祠堂，并塑像纪念。这里本是大兴县学所在地，因永乐元年（1403年）北平府改顺天府，大兴县学也改为顺天府学。文丞相祠原位于顺天府学之右，万历年间迁至学舍之左，一直存留至今。其正祀，始于永乐六年（1408年）太常博士刘履节奉命“正祀典”。文丞相祠遂有春秋之祭，即由顺天府尹行事，“用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永乐迁都后，文丞相祠开始具备“风天下”的人文意义。宣德年间，明廷命顺天府尹修葺祠堂，并将岁时致祭礼仪固定下来。终明之世，文丞相祠都位列“京师九庙”之一，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之后，景泰帝追谥文天祥为“忠烈”，虽有国难当头“奖忠节所以励臣操”的考量，却也强化了“忠魂常傍大明宫”的期许。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敕建的宏仁万寿宫（位于盆儿胡同之西），又将文天祥陪祀于文昌殿中，封号曰“天枢左相”，进一步奠定了他在道教神灵谱系尤其是民众信仰中的精神地位。
清朝入主中原后，建立起全国性统一政权。清官方对文天祥的认知和纪念，尽量回避有关宋元的华夷表述，只称赞其生能尽忠、死能尽节的高尚品质。清帝在御制诗文中，对文天祥也不吝夸奖。康熙帝自称，每读《正气歌》，“不觉泪下数行，其忠君忧国之诚，洵足以弥宇宙而贯金石”。乾隆帝亲自撰写《文天祥论》，称其“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清廷还承袭了前代由顺天府致祭文丞相祠的传统，府尹先后敬献“古谊忠肝”“天地正气”匾额，并于道光八年、光绪九年两次重修祠堂。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帝甫一即位，就谕令将文天祥等四十位名臣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文氏增祀于东庑第二坛。清中期，道光帝还批准江西巡抚吴文镕的奏请，认可文天祥在儒学儒行方面的成就，同意将其“升袝学宫”，使之正式跻身于孔庙圣贤之列。这一举措，迎来广大儒士的认同和赞扬。晚清儒将曾国藩就强调，政事原与德行、文学兼重，宋臣文天祥从祀文庙，足以表明“圣朝教忠之至意”。
宋相风骨传至今
明清时期，文丞相祠成为士人竞相拜谒的圣地，在京城的人文信仰版图上始终占据着崇高地位。明人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中，记载有二十余首纪念性诗文。追随燕王朱棣北上的高僧道衍禅师，作诗“凛凛宋忠臣，赫赫元世祖。礼遇各有道，声光照千古”。曾于永乐朝担任内阁首辅的胡广，也在五言长诗中回顾了文天祥鞠旅勤王又取义成仁的一生，感慨“煌煌忠节传，有读必沾巾”，希望其人其事成为众人遵循的典范。明朝理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诉尽文天祥的艰危不易，叹息“悠悠往事都如梦，只有孤忠照古今”。有着“二泉先生”雅称的邵宝，则挥笔写下“清风又读忠臣传，白日如闻正气歌”，缅怀以身“死社稷”的文天祥。
待至清朝，时移势易，人们怀念文天祥的方式也更加多样。除了凭吊祠庙外，还留下许多咏文天祥遗砚、遗像、遗琴以及宝剑、铁如意等的文字，诠释宋人最后的风骨。清代学者沈廷芳目睹祠内丞相冠服塑像后感怀不已，写就“正气山河壮，丹心日月光。后贤多感企，瞻慕教忠坊”的诗句。“奇才”汪中书写的楹联，即“正气识孤忠无愧丹心昭日月，法天抡对策长荣青史壮乾坤”，长久悬挂于祠堂享堂之外。开创浙西词派的朱彝尊为文氏遗砚“玉带生”作歌，其中“俾汝留传天地间，忠魂墨气常凝聚”，将后学睹物思人的感情诉说到极致。精于戏曲的蒋士铨为文氏遗琴作诗，以“太古遗音存正气，坏漆长留丞相字”，吟诵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海丰吴氏后人吴重熹则为文氏铁如意作歌，高唱“乌金一握思风度，山河半壁凭分付”，又谓“击节高吟正气歌，遗器遗文同百代”。
回溯中国历史，明朝以后共出现过三次“追忆文天祥”热潮。一是明末清初，因情势与宋元之际相似，包含文丞相祠在内的许多文天祥遗迹，成为明朝殉国者和遗民寄托哀思的地方。他们赴此凭吊，倾吐“无愧文山”“无愧圣贤”的心声。二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革命派从历史深处挖掘出岳飞、文天祥等大批英雄形象，用“鲜艳的血史”号召人们进行斗争。三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民族危机，“文天祥记忆”在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反复涌现、不断高涨。他的爱国事迹感染着每一位热血青年，“民族精神”激扬在饱经磨难又充满希望的中华大地上。
1984年，经过修缮的祠堂对外开放。人们走进这座古朴庄严的祠堂，可以感受文天祥“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的石碑像，可以感受明代书法大家文徵明所书《正气歌》刻石，可以感受“指南树”（相传为文天祥亲植的枣树）的斜攲树干及精神意蕴，更可以感受祠堂经年累月留下的历史遗物和文天祥手迹等展品带来的心灵震撼。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王美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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