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知道秦桧之奸，为什么还要如此纵容他？

你以为忠奸分明，真相是——君臣联手演了一出“双簧”？


秦桧排除异己、打压主战派，甚至害死岳飞……表面是奸相弄权，实则是宋高宗借刀杀人？


宋高宗知道秦桧之奸，但还是要纵容他，目的究竟是什么？


南宋第一权谋大戏，这本书扒开了历史真相！

君相的权力交易

本文选自新书《临安之变：绍兴体制与南宋中兴》作者：郭瑞祥

绍兴和议巩固了秦桧的相位。宋高宗遍视朝野，没有一人比秦桧更懂自己、更会办事，也更契合国家大政方针。
他需要秦桧做一个助手，也做一个打手，压制那些反对和议的人。
朝中顽固的主战派，莫过于张浚。和议签署时，张浚在长沙奉母而居。及至太后南归，群臣都要上章庆贺，张浚也不例外。不过他在札子中，提醒宋高宗安不忘危，对和议不以为然。秦桧有意加害，诬陷张浚仿照朱温在家里盖五凤楼。朱温篡唐，才有后梁，如果属实，当是谋逆大罪。宋高宗派人查看，张浚宅第非常一般，并没有出格的迹象，这事才不了了之。绍兴十五年（1145），张浚再次上章反对和议，认为与金人议和是养痈自祸。这次，秦桧党羽以“强占民田”之名弹劾张浚，终使张浚被贬黜岭南连州。
赵鼎虽不是坚定的主战派，但是作为秦桧的前任，也是对秦桧相位威胁最大的人，秦桧便强加以阻挠和议的罪名，借以打击赵鼎一派。和议签署不久，右谏议大夫罗汝楫即上书，请秋后算账，要求对赵鼎以及好发议论的王庶、曾开、李弥逊进行处罚。赵鼎、王庶已经落职，朝廷又下诏以后永不起用；曾开、李弥逊还在任上，也被卸职。后来赵鼎被贬海南，王庶被贬岭南，不久去世，而曾开、李弥逊从此畅吟林泉，以诗自娱，不问政事。
绍兴二年（1132）的状元张九成，是和议的反对者，早在绍兴八年（1138）就被罢官。绍兴十二年（1142），高僧宗杲称赞他是“无垢禅如神臂弓”，作谒道：“神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神臂弓一发，千重关锁一时开。”此语传到秦桧耳中，认定是攻击和议的言论。诏令宗杲还俗，送衡州编管。张九成因此被贬谪十余年。
秦桧与吕颐浩争权时，援引洛学人士以为羽翼。但赵鼎醉心洛学，是洛学在政界的代言人，加上洛学最讲“忠义”，民族情结深重，大多反对和议，因此秦桧与洛学渐行渐远。随着和议的签署，秦桧与洛学彻底分道扬镳。这次打击赵鼎，整个洛学界皆受株连，高闶、吕本中、胡寅、刘嵘、曾恬、胡襄、王佐等或被罢官，或被放逐。宋高宗也一改过去扶持洛学的态度，主张学者应各取所长，不可偏执于某一门学术。意识形态让位于现实政治，“复录程颐之学”成为罪名，一时间洛学界人心惶惶，纷纷离京避祸。洛学遭受南渡后又一次沉重打击。
秦桧要加害的另一位人士是李光。第一次绍兴和议前后，秦桧为了笼络江南士人，推荐李光出任参知政事。李光是会稽人，长期在东南地区为官，深得民心，声望颇高。秦桧想借李光推动和议，平息反对和议的声音，而李光从减轻人民负担的立场出发，也确实赞同和议。不过，二人很快在收兵权问题上凸显矛盾。秦桧主张彻底罢黜诸将兵权，而李光认为，朝廷可以主和，但金人狼子野心，江淮防备不可松懈，因此反对弱化军队。另外，二人在用人标准上大相径庭，秦桧援引听话的人，李光推荐文人雅士，因而彻底走向决裂。李光任职仅一年，即罢去参知政事。
秦、李在执政位上共事时间不长，按说即便有矛盾，也不至于不共戴天。但李光性格耿直，政治上不知圆滑，到处说秦桧的不是。李光退居绍兴府，与陆游同乡。陆游在文集中写下小时候的见闻，即李光拜访陆府，与陆游父亲陆宰谈论秦桧之恶的情形：
（李光）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
李光经常与陆宰一起议论朝政，他们谈论最多的是秦桧求和卖国，每提及此，无不悲愤痛心。秦桧姓秦，战国时齐、韩、魏三国联合攻秦，秦昭王害怕了，割让三座城池以求退兵，说：“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也。”于是李光便蔑称秦桧为“咸阳”。赵相指赵鼎。
李光在江南的巨大威望和不愿息政噤声，让秦桧感到恐惧。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绍兴府发生群众游行事件，反对和议，秦桧怀疑为李光鼓动，将他贬到滕州（今广西藤县）。后来又以李光作诗动摇国论，更贬至海南。






秦桧一方面打压舆论、迫害政敌，平息反对和议的声音，另一方面任用亲友及唯唯诺诺之徒，以巩固自身权力。

绍兴和议与冤杀岳飞事件中，出力甚多的万俟卨、罗汝楫等都得到提拔。万俟卨由右谏议大夫拜参知政事，位列执政；罗汝楫由殿中侍御史迁御史中丞。
黄达如知南雄州时，因贪赃枉法遭弹劾，很可能被治罪。有人给他出主意称做一件事可以化解。于是黄达如上书，迎合宋高宗和秦桧，要求惩治和议时的异论者。果然，黄达如不但没有获罪，反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成了皇帝和宰相的鹰犬。
曹泳曾资助过秦桧，后其妹妹嫁给秦桧的儿子秦熺，官至户部侍郎，从而成为秦桧一派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曹冠是秦桧府上的塾师，通过秦桧的关系考中进士，此后走入仕途，荣升高官。
秦桧的亲戚也都沾光，鸡犬升天。秦桧的岳丈王仲山曾为抚州守臣，王仲山三兄王仲薿为袁州守臣，建炎四年（1130）金人南侵，王仲山兄弟不战而降，双双献城于金人，因此受到处分。绍兴和议后，王仲山已死，八十多岁的王仲薿给秦桧写信求官，秦桧不但满足了他的请求，还将王家子辈、孙辈都进行了安排。
郑居中是秦桧夫人王氏的姨父，女儿嫁给王仲山之子王㬇为妻，秦桧儿子又娶了郑居中的孙女，两家可谓世代姻亲。郑居中次子郑亿年曾在伪齐任职，归宋后受到秦桧庇护，成为秦党成员。宋高宗还为他安排差事，与万俟卨等人一起负责修建宋徽宗永祐陵。
当然，秦桧重点栽培的还是儿子秦熺。其实秦熺不是他的亲生子。妻子王氏善妒，自己又没有生育，便过继了王㬇庶子，取名秦熺。秦熺在绍兴和议后进入仕途，先后任秘书郎、秘书少监、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绍兴十八年（1148），短短六年时间，即迁知枢密院事。父子二人同列执政，可谓朝堂一大风景。秦熺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请求避亲，宋高宗还为秦桧开脱：“熺出朕亲除，可谓士人之荣也。”
从宋高宗这句话不难看出，秦桧之所以敢为所欲为，完全是宋高宗纵容的结果。
由于宋高宗的纵容，朝野上下对秦桧争相攀附。绍兴二十四年（1154），秦桧的孙子秦埙参加进士考，礼部省试的主考官魏思逊、汤思退等，认为秦埙参加科考是他们谋求富贵的良机，为此欢呼雀跃：“吾曹可以富贵矣！”
在这样一群人的操作下，秦埙被定为省试第一，排名前列的也大多是秦党子弟。殿试时，有人揭发其省试舞弊，宋高宗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将秦埙调整为第三，状元给了乌江人张孝祥，第二名就是秦府塾师曹冠，同榜进士还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陆游也参加了这一榜考试，但在省试中被刷了下来，他自认为是因为喜欢谈论收复中原。






宋高宗并非不知道秦桧之奸，为何还要纵容他呢？甚至，秦桧任宰相一直到生命最后，老死相位，这在宋朝历史上绝无仅有。难道真的是金国不容许更换宰相？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北宋帝王极力限制相权，避免相权独大，为的是让朝中各方势力处于平衡状态，不至于威胁皇权。北宋限制相权的方法有二： 一是频繁换相，二是台谏不受宰相管辖，亦不准由宰相举荐。
台谏的另一职责是监督皇权，不能让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以避免决策失误。草拟诏书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中，运转诏书的通进司、银台司等，也都有监督皇权的职能。
宋神宗推行变法，有意弱化台谏，增强皇帝权威，从而形成了独裁的趋势。
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客观上需要提高行政效率，适当集权于一人，所以台谏几乎成了党争的工具。皇权一旦失去监督，就有迅速膨胀的动能。宋高宗任用秦桧，秦桧排除异己，任用唯唯诺诺之辈，表面上是在张目相权，实际上在为皇权独裁扫清障碍。
秦桧只是宋高宗的代理人而已。有些事情，宋高宗碍于皇帝身份，不能明说，比如恢复祖宗基业的口号不能不提，但实际上，宋高宗的首要政治任务已经转为内政，转为巩固皇权，这一点就不能大张旗鼓地宣扬。秦桧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站在前台，君臣演一出双簧，显得十分合适。比如驱逐主战派、杀害岳飞，借秦桧之手，就没有太多心理负担，政治上也可进可退，如果局势失控，还可以拿秦桧当替罪羊。
那么，宋高宗不怕秦桧相权独大，威胁皇权吗？
根本不会。
秦桧的政治对立面很多，洛学在士大夫中有深厚的基础，在民族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主战派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秦桧只能勉强收拾局面而已，远远谈不上一手遮天。
如秦桧为孙子秦埙谋功名时，本想让秦埙在平江府参加锁厅试，派亲信找到平江府观察推官萧燧，许诺让他做主考官，萧燧不客气地拒绝了：“初仕敢欺心耶！”直言自己新入仕途，不敢违背良心。不得已，秦埙只好移到秀州参加考试。
高登在古县（今广西永福县西北）当县令，秦桧的父亲曾在此任职，广西经略安抚使要在这里为秦桧父亲建祠，高登抗命：“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称秦桧做宰相不称职，不能立祠。
权相之权，来自皇帝授权，离开皇帝，权相什么也不是。秦桧未死，想让秦熺接替相位，宋高宗却逼迫秦熺致仕。秦桧刚死，宋高宗就开展了一场“更化”运动，去除秦桧的影响。
事实证明，秦桧跋扈朝堂，只是皇权与相权的一场交易。
北宋之后实行文人政治，加上儒学君君臣臣思维深入人心，中国再未发生过相权架空皇权之事。

《临安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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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四年，金人搜山捡海无功而返，标志着南宋进入实质性的建国期；绍兴十二年，宋金签署和平协议，南宋完成建国进程，完成了国家重构，正式建立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奠定了基本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


这是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也是一段值得咀嚼的历史。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屈辱与荣耀，斗争与妥协，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理性的反刍和精神的皈依。

郭瑞祥，专注于古典文化和历史创作，从历史事件中发现兴衰更替的深层逻辑，近年来主要耕耘于宋史领域，出版有《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大宋文官：变法视角下的士大夫观察》《宋徽宗：皇帝·艺术家·俘囚》《苏轼的朋友圈》等十数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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